民政學
民政學是大奭帝國的主要思想學派之一，與中理學、協理學並稱。民政學以復日年間杜晟所著的《民心論》為宗，主張民心是天命與治道的唯一可驗之徵。學派要求朝廷以「察民、養民、教民、聽民」為施政根本，並以民心向背檢驗政令得失。
民政學是復日變法的主要思想來源。其後又深刻影響了政黨內閣的形成，以及《恤工律》、《濟民律》等民生立法，被視為大奭近代憲政與福利制度的理論基礎。
名稱
「民政」一詞取自《民心論·原心》的「政出於民，還施於民，是謂民政」。學派初稱「民心之學」或「杜學」。安慶年間中央黨執政後，「民政學」一名始通行於朝野。
淵源
寧康獻策
寧康二十三年（3513年），文宗重修太學，廣開賢路，許民間獻策。其中布衣邵平所上的《芻言》十二條主張「問政於芻蕘」，認為朝廷應直接採集鄉里的言論以定政策。
《芻言》當時未獲施行，但後世民政學者將邵平奉為先驅。杜晟在《民心論》序中亦自稱「私淑邵先生」。
中理學的背景
復日以前，中理學的陰陽協和之說為朝廷正統。中理學以天道、陰陽論政，重在朝堂內部的平衡，例如文武之分與男女之職。
杜晟早年亦習中理學。但他認為中理學「調於朝而不及於野」，只能保證朝廷不偏，卻無從得知施政是否真正得民。《民心論》正是在這一問題意識下寫成。
《民心論》
- 另請參閱主條目：民心論
《民心論》成書於復日五年（3658年），凡九篇：
| 篇名 | 主旨 |
|---|---|
| 〈原心〉 | 論民心為天命之徵，天意無從直觀，唯可由民心驗之 |
| 〈察食〉 | 論以民生衣食觀國之治亂 |
| 〈察言〉 | 論採集輿論，使下情上達 |
| 〈察徙〉 | 論以人口的遷徙、流散觀察民心向背 |
| 〈養民〉 | 論救濟、平抑物價與保障生業 |
| 〈教民〉 | 論普及教化，使民能言其所欲 |
| 〈聽民〉 | 論設官、立制以聽民意，使民言能入於朝 |
| 〈君責〉 | 論君主之尊源於民心之託 |
| 〈官守〉 | 論官吏的職責在於守民，而非守位 |
書中名句如「天無口，借民以言；天無目，借民以見」，被後世視為民政學的總綱。
核心主張
民心為天命之徵
〈原心〉篇認為，天命不可直接觀察，但必然反映在民心之上。因此判斷一個朝代或一屆朝廷是否合於天道，不應看祥瑞、儀典或朝堂議論，而應看民心的向背。
杜晟由此推論，朝廷的正當性並非一經取得便永久存在，而須由施政不斷驗證。
三察
民政學提出三種觀察民心的方法，合稱三察：
- 察食
- 觀民生衣食的豐歉。〈察食〉篇云：「倉廩之實虛，民心之晴雨也。」
- 察言
- 觀民間輿論。杜晟主張設專官採集鄉里言論，不經地方官轉述，以免「上聞者皆官之言，非民之言」。
- 察徙
- 觀人口的去留。〈察徙〉篇云：「觀國之治亂，不觀其朝，觀其民之去留。」民安則定居，民怨則流散；流戶的增減，是民心最誠實的記錄。
三察之中以察徙最具原創性。後世將階戶制中的安土權與「流轉定」之制，視為察徙思想的制度化。
三政
在三察之後，民政學主張朝廷依序施行三政：
- 養民：救濟災荒，平抑物價，保障生業，使民得以安土。
- 教民：普及教化，使民能讀能寫，進而能言其所欲。
- 聽民：設官立制，使民言能直達朝廷，並影響政令。
杜晟強調三政的次序不可顛倒：「養之而後教之，教之而後聽之。飢者不能言，愚者言而無當。」
君責與官守
〈君責〉篇云：「君之尊，民心之所託也；託去則尊虛。」杜晟並未否定君主制。他主張君主的尊位在於承擔民心之託，而非出於天命的當然。
〈官守〉篇則要求官吏「守民而不守位」，以民生的改善而非品級的升遷作為考績依據。
這兩篇為日後的《復日典御》限縮君權，以及內閣向勤政院負責，提供了理論依據。
與陰陽協和的關係
民政學並未否定中理學的陰陽協和，而是將其置於民心之下。杜晟云：「陰陽調於朝，而飢寒在野，是調其表而遺其裏也。」
民政學者普遍接受朝堂的陰陽平衡，但認為那只是施政的形式條件；施政是否正確，最終仍須以三察檢驗。因此兩派在復日以後長期並存，形成「中理治朝，民政治野」的分工格局。
發展
復日變法時期（3654年－3692年）
《民心論》成書翌年，理宗啟動復日變革，並召杜晟入對。
杜晟的弟子韋叔衡、顧清漪與石牧之，世稱杜門三子,先後參與變法：
- 韋叔衡參與起草《復日御草》（3661年），將「官守」思想寫入官員考績之制。
- 顧清漪主持地方學政的改革，推動〈教民〉篇的構想。
- 石牧之任御史，於3696年上《復日政要》，總結變法得失。
安慶至遼康時期（3692年－3739年）
孝宗即位後，民政學隨紫荊御改與政黨政治的興起而分化為三派。
- 聽政派
- 以報人李承思為代表，承〈聽民〉篇，主張輿論自由與議會問政。聽政派視報章為當代的「察言之官」。3708年，李承思在報章上與首輔文凌恩激辯，成為朝野輿論監督內閣的先例。
- 濟民派
- 以首輔文凌恩為代表，承〈養民〉篇，主張由政府直接立法保障民生。文凌恩內閣任內先後制定《恤工律》（3709年）與《濟民律》（3712年），並推動衛生所與書院的普及化建設。
- 理機派
- 以沈玠元為代表，其《理機新論》（3705年）主張，民心須經由制度化的「機」，即統計、戶籍與預算等技術手段加以測度，不可憑報章的聲量或官員的印象判斷。理機派奠定了近代戶政與統計制度的思想基礎。
三派之間的爭論，塑造了大奭政黨政治的基本路線。濟民派與理機派多歸於中央黨及其後的紫荊政友會；聽政派則對日月新潮流影響較深。
開拓時代（3802年－3957年）
開拓時代以擴張與戰事為主軸，民政學一度退居次位。少數學者以〈察徙〉篇批評殖民移墾造成的流戶問題，但影響有限。
太繁危機與戰後（3960年－3990年）
太繁金融海嘯期間，朝廷實施全國戒嚴，並發生京荊事變與小城事變。民政學者溫若蘅著《小城書》，以〈察徙〉、〈察言〉兩篇檢討戒嚴時期的施政。她指出「塞民之口而求民之心，猶閉目而求見」，此書成為戰後反思戒嚴的代表作。
危機後期，胡天凌內閣提出「勤儉建國」，張雲嘉內閣推行房產再分配，都被視為濟民派路線的延續。3982年，文思巔提出文式經濟學，以理機派的方法重新詮釋〈察食〉篇，主張以民生指標而非市場指數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依據。3987年，葛治誠提出「經濟超越法」，被視為文式經濟學的延伸。
制度影響
民政學對大奭的影響，可見於以下各項制度：
| 民政學主張 | 制度化成果 |
|---|---|
| 察言 | 中書省內院輿情司；御史都察院布衣御史 |
| 察徙 | 階戶制的安土權與「流轉定」之制 |
| 察食、養民 | 戶部濟民司及其下的平準辦、賑濟辦與福利辦；《恤工律》；《濟民律》 |
| 教民 | 3702年教育普及化，設鄉學與市學；國教院督導地方學政 |
| 聽民 | 政黨內閣制；勤政堂掌預算與法案首議 |
| 君責 | 《復日典御》與《苑合典御》對君權的限縮 |
| 官守 | 吏部考功司以民生施政作為考績項目之一 |
| 理機 | 戶館司的戶政統計制度 |
科舉的治民科，亦以《民心論》為必讀典籍。
批評
- 中理學的批評
- 中理學家裴允中著《駁民心論》，認為「民心如水，隨器而形」。他主張民心易受一時的豐歉與煽動左右，不可作為施政的常道；唯有陰陽之理恆常不變，方能為國本。
- 民心可被操弄
- 理機派內部亦批評聽政派，認為報章所呈現的只是「能言者之心」，未必是「萬民之心」，且容易被黨派與商會操弄。
- 知行之間的落差
- 戰後論者指出，太繁年間的戒嚴與小城事變，恰恰發生在以民政學為施政論述的內閣之下。這被視為民政學「言民心者未必行民心」的明證。
重要人物
| 人物 | 生卒 | 時期 | 派別或身分 | 代表著作或事蹟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邵平 | 3470年－3531年 | 寧康 | 先驅 | 《芻言》十二條 |
| 杜晟 | 3612年－3681年 | 復日 | 創始者 | 《民心論》 |
| 李熹（理宗） | 3624年－3692年 | 復日 | 施政者 | 推行復日變法 |
| 韋叔衡 | 3631年－3697年 | 復日 | 杜門三子 | 參與起草《復日御草》 |
| 顧清漪 | 3638年－3704年 | 復日 | 杜門三子 | 主持地方學政改革 |
| 石牧之 | 3643年－3712年 | 復日、安慶 | 杜門三子 | 上《復日政要》 |
| 裴允中 | 3627年－3690年 | 復日 | 中理學家（批評者） | 《駁民心論》 |
| 沈玠元 | 3662年－3733年 | 安慶 | 理機派 | 《理機新論》 |
| 李承思 | 3671年－3742年 | 安慶、遼康 | 聽政派 | 報章激辯文凌恩 |
| 文凌恩 | 3659年－3730年 | 安慶、遼康 | 濟民派 | 首輔；《恤工律》《濟民律》 |
| 溫若蘅 | 3928年－4001年 | 太繁 | 戰後反思 | 《小城書》 |
| 文思巔 | 3931年－ | 太繁、天協 | 文式經濟學 | 首輔；提出文式經濟學 |
| 葛治誠 | 3945年－ | 太繁、天協 | 文式經濟學 | 經濟超越法 |